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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F特刊--翻译法国

2015-08-28 10:32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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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个人眼中的中法出版与文化交流                        
    9月1日开幕的第1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设法国为主宾国,不仅回应了去年以中国为主宾国的“巴黎图书沙龙”,更是中法两个大国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高潮对接。
出版人刘硕良、赵武平、黄集伟、陈侗,教授刘北成、杜小真,翻译家柳鸣九、吴岳添、余中先、金龙格以及法国出版商毕飞普等11人带我们展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未来。而以阿兰·罗伯—格里耶和山飒为代表的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的现场活动也将促进中法文化的新交流。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彼此影响,相信本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之后,中法两国的图书出版将更有新意。
    史学给我们启迪
    刘北成(北师大教授,译有《福柯思想肖像》)

 
    刘北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新京报:你觉得法国除了在引领时尚潮流之外,还在哪些方面是比较前卫的?
刘北成:法国不断在制造时尚潮流(Fashion),除了物质方面的时尚,法国在思想、艺术等方面经常处于前卫。对此大概没有异议吧?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法文化交流的现状?
    刘北成:中法都是文化大国,全球化的形势下,文化人对自身文化既自尊又焦虑,在这方面两国具有相似性。两国文化人惺惺相惜,相互欣赏。
    中国人近代以来怀有“睁眼看世界”的强烈冲动,改革开放后有了更大的可能进行中法文化交流,当然,法国那边也有很大的动力。这种交流是在两国政府的积极促进下进行的,而不是一种完全的民间交往。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到法国巴黎以及外省地区学习、生活,并且随着留学生越来越多的回流,相信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将会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富有层次性,而不仅仅局限于以前的精英文化和时尚文化层次。
    新京报:法国史学在世界史学研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对中国的史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北成:法国作为西方史学的一部分,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各有特色,在世界史学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从20世纪中期起,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异军突起。“年鉴学派”一词来源于年鉴杂志。该学派强调总体史学(Globalhisto鄄ry),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很大。如果史学界设立诺贝尔奖的话,那么布罗代尔大概是第一位获奖者。
法国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有许多方面。主要有三点。第一,20世纪前半期以伯希和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的敦煌研究,无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对一代中国学者(包括陈寅恪等等)产生重大影响,并形成互动。
    第二,法国自己的法国大革命研究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中国对法国研究的核心可以说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学对革命时代、后革命时代的认识在中国学界一再地激起共鸣。解放前翻译出版,后来多次再版的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对激进的雅各宾派持肯定的态度,多年来成为中国学界法国革命观的主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等,给中国学界的反思提供了思想刺激。
    第三,年鉴学派在中国史学界引起较大的震动。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所呈现的总体历史的宏大视野,使中国的史学者只能望其项背。他所提出的长、中、短时段概念以及一些具体的观点,给中国的史学家以启发。
    新京报:请谈一下对福柯、德里达的著作的译介情况以及他们在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北成:福柯、德里达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上世纪80年代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到90年代后期,一度形成了“后学热”,以至在青年学子中不把他们的名字挂在嘴边就显得没文化。
    我曾经翻译过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著作。现在福柯的专著基本上已经都有了中译本,他的零散文章、演讲录也在陆续翻译出版。德里达是解构主义(Decon struction)的大师,他的部分专著已经翻译过来。德里达被认为是个天才或怪才,其思考和写作方式难以复制,其思想难以把握,所以读者、研究者相对较少。
    不管人们对“后学”持何种观点,福柯等人著作的译介对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学界的思想活跃,起了重要作用。
    引进图书也是文化配餐
    黄集伟(出版人,任职接力出版社)

    BIBF特刊--翻译法国
    黄集伟(接力出版社)
    新京报:接力出版社出版过哪些法国作品?
    黄集伟:最近三四年间,接力出版社在少儿文学主题下,相对比较密集地推出了一些当代优秀法国少儿文学作品,如法国畅销书《语法像一首温情的歌》,法国魔幻畅销书“魔眼少女佩吉·苏”系列(五种),法国少年儿童指定优秀课外读物“卡斯托尔少儿文学系列”(五种),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吕克·贝松(LucBesson)的少儿长篇小说“亚瑟系列”,法国优秀低幼读物《洞里洞外的小老鼠》以及近年来在法国风靡一时的著名少儿小说《大雨大雨一直下》。比较而言,在少儿文学领域,接力出版社所出版的法国当代少儿文学作品虽数量不是很多,但相对集中,且基本上都是法国当代少儿文学中具有世界影响的最新、最畅销作品。
    新京报:请你谈一下正在出版中的“亚瑟系列”、《大雨大雨一直下》等作品的翻译及出版情况。
黄集伟:我前面说过,“亚瑟系列”在体裁上属于“少儿文学”。应该说,就这个体裁而言,并不新鲜。但其作者,确实大名鼎鼎。它的作者是法国知名导演吕克·贝松。
    他不但拍电影、写剧本,最近更是因为自己创作的“亚瑟系列”而成为青少年图书的畅销作家。他所创作的“亚瑟”系列,以不到三年的时间席卷法国,销量突破100万册。“亚瑟系列”总计四本,它的前两本《亚瑟和迷你墨王国》、《亚瑟和禁忌城》今年2月由接力出版社独家引进并出版。今年8月,它的第三本《亚瑟和黑暗王子》正式出版,而其第四本《亚瑟和两个世界的战争》目前也已进入后期编辑校对阶段,预计今年10月前后可以全面上市。
    与“亚瑟系列”相似,正在编辑制作中的法国少儿文学畅销书《大雨大雨一直下》,这部充满幻想色彩的少儿文学畅销书的故事根据著名的“诺亚方舟”故事改编,故事的主要情节是两个小朋友汤姆和莉莉在夏日午后玩耍时,听见一群青蛙发出了惊人预言:“一场大浩劫即将发生,老天将连续下40昼夜的大雨,大洪水将淹没全世界……整个故事充满童心,可以说不仅小读者喜欢,连成人读者也难拒绝其超大的感染力。它里面的那些极其怪诞奇妙的元素使得整个故事的冒险性和戏剧性大增,再加上一个极富想象力的结局,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又颠覆奇想又具思考训练的佳作。这部小说前不久在法国被改编为超长动画片,并迅速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新京报:你怎么看法国青少年读物在中国的出版及影响?
    黄集伟:出版社当然是文化企业,赢利也是一家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矗但除此之外,一家出版社还担任着为本国读者制作优秀文化读物的任务。所以接力出版社总是希望自己引进的产品不仅是深受中国读者欢迎的文化产品,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精品。本着这样的想法,接力出版社在近年来致力于引进各个国家的文化精品。法国少儿文学精品的持续引进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打比方说,引进文化产品也是一种文化配餐,接力出版社希望这个文化配餐尽量丰盛全面,为中国的小读者提供一席丰富多彩、精美优质的文化产品。
    法国文学土壤深厚
    刘硕良(出版人,曾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译丛”)

    BIBF特刊--翻译法国
    刘硕良(资深出版人)
    西学东渐以来,除了上世纪中叶有过几十年的停滞和阻隔之外,在中国接纳优秀外国文化成果的长河中,法国文化的译介一直占有突出的、有时甚至是最显要的位置。远的不说,仅以迄今20多年以来的外国文学译介而论,每一次带有突破性开创性意义的法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的翻译,从萨特、德里达的文论到普鲁斯特、纪德、加缪的小说,从新小说到荒诞派、象征派、未来派的种种标新立异,都在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出版方面,得益于法兰西文学的滋养就更加明显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为新建的漓江出版社选择的突破口,就是以《保尔和薇吉妮》、《巴黎的忧郁》等为代表的别开生面的法国小说、散文以及获诺贝尔文学奖最多的法国作家的作品。随后推出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无论在规模或深度上,都超出了国内对世界其他国家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水准。
    进入21世纪以来,国人的自信心和创造力、看世界的水平和视野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理当更虚心地、理性热情地对待优秀外国文化成果的借鉴和学习。
    中法友好关系的加强将推动今后的中法文化交流在更加广阔深入的层面上扩展,我觉得还可以从下列几方面努力:第一,要注重文化价值、艺术价值,而不只是着眼于作品一时的销路。尽量把目光放远一些,耐心细致地做一些中长期的工作,逐步培育有潜力的读者市常法国不仅是香水、时装、流行小说等等新潮事物的风向标,而且往往是有深远影响的新文化的发源地,我们进行选择时,不要太世俗,不宜太过急功近利。
    第二,应该体现多样性、丰富性,而不是只盯住一个门类、一种题材。当代法国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科学文化的开拓创新上,可资关注的东西很多,《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等让人耳目一新的图书,在内地和港台地区都产生过巨大反响,就是一个例证。
    第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提升计划性,在把握较全面资讯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规划,争取各方兼顾,避免轻重失衡,避免过于零散、单一。尽管当前商业大潮的冲击造成的困窘不少,但固守和坚持的力量还是会顽强地生存和发展下去的。
    第四,应该注重培养优秀的翻译和研究人才。
翻译如傅雷、研究如柳鸣九这样的大家应该后继有人,中法文化交流才有可能实现生命力旺盛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图书在法不是主流
    赵武平(出版人,组织翻译杜拉斯作品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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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武平(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京报:作为译介工作者,你认为法国文学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赵武平:1949年以前,国内的出版界、译界对法国的认识局限在古典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左拉等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从19世纪80、90年代起,法国传教士的传播对中国人的生活概念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国文学使“五四”以后的知识青年的价值观发生变化,有很多革命家留学法国,左拉的思想就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其影响并不全面。1949年以后,法国的哲学,如存在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很大,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等对中国作家的写作方法的影响尤为突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杜拉斯对新一代文学青年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影响很大。
    新京报:中国图书在法国出版情况如何?
    赵武平:法国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跟法国图书在中国的影响相似,但又不一样。法国人一直以来都重视东方文学尤其是汉学,他们对中国文化关注的着眼点不是当代文化,而是对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传统研究很深,《道德经》、《红楼梦》等名著在法国的影响也很大。最近20年,一批法国的汉学家到中国出任外交官,他们大多是法国巴黎的人文学科教授,在从事外交活动的同时也进行翻译,比如,法国参赞戴鹤白对唐宋文学的翻译,郁白对钱钟书著作的翻译等等。北岛、顾城的诗,刘心武、残雪、韩少功等人的小说也都被翻译成法文。但中国的图书在法国虽然有一定的市场,却决非主流。
    新京报: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赵武平:中国在上个世纪饱受外来侵略,在当时的社会,西方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法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为救国图强,所以就去法国寻求思想源泉。
法国的萨特、加缪、德里达、波伏瓦等人在思想上比较领先,对中国影响也很大。
    法国出版中国的当代图书则主要是因为好奇,想把中国新生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作为了解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社会文本。
    新京报:你认为中法文化交流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赵武平:我所了解到的中法文化交流包括出版合作、医学合作、美术展、摄影展、文物展、电影展等,以及中法小说家、诗人互访等方面的内容。法国的文化在西方或者欧美国家里是最周全的。    中法文化交流的时间长、规模大、富有系统性。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法文化交流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交流的内容将越来越细致。总之,就是朝着常态化、专业化、经常化的方向发展。
    我热爱法国文学
    金龙格(法国文学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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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龙格(法国文学翻译家)
    漓江出版社推出了8位当代法国作家的作品,包括安娜·加瓦尔达的《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玛丽·雷多娜的《永远的山谷》、让·端木松的《挺好的》、帕斯卡·吉尼亚的《罗马阳台———世间的每一个清晨》和菲力普·克洛岱尔的《灰色的灵魂》,托尼诺·贝纳吉斯塔、皮埃尔·佩居和让-诺埃尔·庞克拉齐的三部作品也将推出。“法国21世纪作家作品丛书”介绍了法国21世纪文坛9位代表作家的力作,对于中法文化交流、了解法国文学的走向很有意义。将于今年年底推出的托尼诺·贝纳吉斯塔的《别样年华》、皮埃尔·佩居的《孤独的女孩》和让-诺埃尔·庞克拉齐的《往事烟云》都是有相当分量的获奖作品,其中《别样年华》曾获2002年度RTL-Lire文学大奖,《孤独的女孩》获2003年法国国际图书奖,是一部“梦幻现实主义作品”(可能是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往事烟云》获2003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三位都是当今法国文坛的实力派。
    我热爱法国文学,我始终认为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总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翻译和研究法国文学。这两年的法国文学出版热,主要是因为中法文化年的拉动,与此同时,中法关系也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大量留学生涌入法国,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专题采写:实习生 丁立华

    新京报记者 刘晋锋 周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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